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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峰文学 > 新顺1730 > 第一七五章 狡兔三窟
 
  史世用是皇帝身边的心腹人,是个很传统的“士”。

  尤其是在皇帝身边久了,对于等级制度是很敏感的。

  本来对于皇帝让他去日本一事,多少有些不解。

  可在这边住了几年,竟然越发自以为想清楚了。

  倭人如此自大,有僭越之心,有自居正统之意,若不惩戒,大为不妥。

  这和朝鲜不一样,虽然朝鲜一直尊明,但因为有万历援朝的事,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传统道德,大顺也是默许的——只要别在朝贡的时候还尊明为正统,你们暗戳戳地搞,大顺不管不问,存国之恩嘛,可以理解。

  但日本这边就完全不一样,朝鲜再自大,也没有说能想着“我亦正统,可取而代之“。

  史世用的态度,刘钰很是喜欢,这正是刘钰想要的东西。

  他不在意史世用在日本搜集到的军备之类的情报,高级的接触不到、低级的毫无意义。

  他在意的,反而是史世用收集到的这些关于正统和僭越的内容。

  若想攻打日本,固然刘钰的想法是搂钱,但朝廷讲究个名正言顺,他说要搂钱,肯定不行。

  可这件事,再加上让琉球两面朝贡的事,就足以引发一场大动荡了。

  口实已有,就等一个机会引爆。

  “平成兄,是不是心中颇不痛快?只是有些话,还请平成兄万万记住。”

  “请讲。”

  “不可犯险。平成兄是陛下身边的人,有些话,我说,未必有平成兄说有用。再过几年,平成兄可找机会回国,在此之前,一定一定要爱惜己身。”

  史世用点头道:“这你放心,我来做什么,心中有数。轻重缓解,这个还分得清的。如守常兄之前告诫的,我不问只看,默默记在心里。倭人欲学骑射,我便教授,也不藏私。陛下既信任守常兄,我自然是奉命而行,心中也自信骑射已然落伍。不过,在江户数年,倒是听闻八十年前,倭人也学过西洋军阵?”

  “还有一本瑞典人所著的《攻城法·阿兰陀由里安牟相传》,我也叫人帮忙译读了一下,其中手段,便与守常兄在北边用的相差太远了。且不说八十年不曾长进,便说这本兵书上的内容,依我看倭人也难复用。”

  刘钰心道,你说你来做什么心里有数,我看你是一点没数。

  “平成兄,关于倭人军备的事,真的不必在意。倭人军备大致如何,我心里有数。世上岂有百年不战且可用之兵?其军备松弛,不言而喻。平成兄还是多在意一些他们对国朝的态度,此为大略。日后待你归国,由你陈于陛下。”

  既然皇帝说让史世用听刘钰的安排,刘钰又这样嘱咐,他也爽快地答应下来。

  “是,这个我记下了。守常兄此番前来,还是要小心为上。既已出镇一方,想来瞒是瞒不住的。那些海商什么都说,守常兄又抢了他们的贸易信牌,他们岂能不在意?”

  刘钰大笑道:“瞒?我就根本没想着瞒。平成兄也不想想,第一次贸易我就能运来你这等高手武人,以及没有去势的战马,倭人就算再傻,也应知道我的身份没那么简单。”

  …………

  如史世用所猜测。

  德川吉宗对于刘钰的身份很感兴趣,后续长崎送来的唐人风说书中,那些江浙、福建的商人,用多方渠道打听到了刘钰的身份。

  虽不明确,但也知道其似乎是家族显赫。只是商人毕竟身份低微,对于京城的事不可能知道太多。

  作为一个旁支继承了将军之位,见识过底层疾苦,德川吉宗算得上是一个改革者。

  只是所谓改革,也不过是为了稳固幕府的统治。

  文化上推行朱子理学,经济上也进行了许多维持统治的改革,他本人也喜欢学习西洋学问,尤其是数学和天文。

  这些年米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前些日子,长崎奉行送来了一本小册子。

  里面大约介绍了一些货币的意义,写的很浅,但在这个时代,已然是足够惊为天人。

  德川吉宗没有怀疑过刘钰是大顺派出的间谍,因为一个间谍不可能真的带来战马、医生、兵书,甚至关于米价改革的小册子。

  唯独怀疑的就是刘钰的目的到底是要干什么。

  这本关于货币改革的小册子送来之后,德川吉宗花了五天的时间仔细读完,并和身边的心腹人分享讨论了一番,都觉得颇有道理。

  最关键的,这本小册子为幕府的改革提供了一个“仁义”的根据。

  改铸钱币,而且是减少成色,肯定会被人认为是“铸币得利”、“巧取豪夺”。

  然而这本小册子却给了一个正当的理由:米价之所以如此低贱,是因为货币总量太少,使得人们不愿意把货币买米,而是愿意保留货币等待升值。流通到市场的钱少了,米价就会低;想要提高米价,就要多铸货币。金币银币成色降低,铜币如果不够,可以铸造铁币代替。

  这不是巧取豪夺,而是自有道理在其中。

  几个近臣心腹看后,都觉得颇有道理,也都赞赏此人是有才能的,这等说法不但大有道理,而且叫人茅塞顿开。

  但就其见识,足见这人的身份大不相同。

  商人非是一定没有才能,但受制于眼界,很难有能站在一国的高度就思考问题的……当然不是没有,只是东亚士农工商的特殊情况,他们把这边的特情当成了常态而已。

  单就此事,他们觉得这个刘钰的身份必然高贵,至少是一个自小能接触到国政的。按照日本这种王侯将相的确有种的社会,这么想也确实没错。

  德川吉宗也越发疑惑,纵然知道这个刘钰在中国有很强的背景,却想不通刘钰到底要干什么?

  是中国方面不好意思说重结于好,所以派了一个人以商业为手段进行探路?

  若是这样,也不是不可以进行一番接触。若是能恢复曾经的勘合贸易,亦非不可,但前提是大顺不能以让日本朝贡的名义,得承认日本的大君体制。

  还是说,这个人有其余的目的?

  亦或是,其家族想要积蓄实力,图谋不轨?

  若是这样,也可以多加了解,若是大陆有乱,对日本也是有好处的。

  带着这种好奇,德川吉宗特许召见了刘钰,按照荷兰商馆参觐的规格。

  隔着竹帘,德川吉宗打量着在外面的刘钰,很年轻,年轻的不像话。

  约莫二十出头,穿一件很普通的青衫,脸上一股子年轻人的傲气,监视者回报的三天前对着大象说“卫懿公好鹤”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

  德川吉宗没有让翻译去询问,而是手书了一番话,叫人传给刘钰。

  他会写汉字,也通一些四书五经,但是不会说中国话。

  写着字的纸张到了刘钰手里,字写得还不错,刘钰看了看,发现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有些深度。

  “既为唐臣,则知士农工商贵贱之别。既为士,何以自贱?”

  刘钰提起笔,就在纸上回了一个字。

  “钱”。

  纸被递过去,德川吉宗摇摇头,并不认可这个答案,或者说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

  他知道钱很有用,但是总觉得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如此爱钱,实在是有些说不通。

  大顺的体制,他多少知道,明白不是分封制。

  官员有俸禄,俸禄不是很高,至少从收集到的明朝的典章制度来看,俸禄实在是不行。

  他本是个很节俭的人,一日两餐,只吃米饭和青菜,力求让天下大名都像他一样节俭。

  虽不至于像隔壁朝鲜那样,认为钱是万物之源,以至废钱,可德川吉宗对于钱的态度可着实不怎么好。

  真是为了钱,就敢送武人、卖战马?

  德川吉宗很是怀疑。

  叛徒在哪里都被人瞧不起。

  虽然说幕府很乐于从刘钰这里搞到战马、情报等违禁品,但终究这有些叛徒的意思,用的时候可以用,但在心里……

  尤其是看到刘钰回了一个简单直白的“钱”之后,德川吉宗心中有些鄙夷。

  然而鄙夷之后,心中仔细思索了一番,又觉得不太对劲。

  这个答案太简单了,也太过宽泛。去长崎贸易,肯定是为了钱,但要钱做什么?

  是家族准备谋反?

  还是说为了其余的某种目的?

  钱只是钱,得到钱用来干什么,才是真正的目的。

  这一点德川吉宗认为自己还分得清,可又不好直接问刘钰要钱做什么。

  想了一番,就在纸上又写了一句充满嘲讽和揶揄的话。

  “商人重利而无义,是故士农工商,商人最贱。由汝观之,可知其中之意。汝为唐臣,俸禄不足乎?”

  刘钰也不废话,想了想以前背过的课文,直接默写了一篇古文。

  ……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谖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

  冯谖之三窟者,一为薛地市义;二为游说梁魏以期梁魏知其贤而聘之;三为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

  今,天朝不复封建,吾无有薛地市义之举,此窟休矣。

  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游说梁魏而天下知其贤之窟,亦休矣。

  今,天子李氏,吾为刘氏,先王之祭本无资格,此窟亦休矣。

  伴君,若如伴虎,故而先思退路。

  钱,可用于天朝,可用于日本,亦可用于荷兰等欧罗巴国,此为真窟也。吾不需三窟,仅此一窟,足以。

  急流勇退谓之知机,烈火烹油,鲜花似锦,转眼大厦倾。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

  纸被传过去,德川吉宗看完之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狡兔三窟的故事,他当然听得懂,荻生总七郎都能编纂《七经孟子》这样的书,这样的故事当然讲过。

  后面这番陋室空堂的机锋,倒也有趣,小小年纪,竟有这等避世之意,当真有些意思。

  再看前面的内容,似乎也大有道理。

  现在天朝不是封建了,自己也没有薛地这样的封地,所以市恩买义这样的事,不存在。

  而齐国不留爷,爷去投魏国这一窟,也没了。最后那一窟,自己又不是宗室的人,更是天然没有。

  但是,钱是好东西啊。有钱,在天朝是大爷,在日本也是大爷,跑到欧罗巴还是大爷。

  只要有钱,什么狡兔三窟,根本没必要,只要有一个窟就够了。

  这个道理,倒是说得清晰脱俗,简直是叛国言论的一股清流。

  德川吉宗考虑了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若说才能,眼前这个人无疑是有才能的,单单是那个关于货币改革的小册子,正是幕府这时候急需的人才。

  身边主持改革的亲信们,对于货币政策这样的东西,略有所知,但却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

  此人的小册子,已经是“道”的范畴,而非“术”的范畴,德川吉宗还是明白其中区别的。

  而且之前的唐风说书里,长崎奉行询问了那些水手,也说此人没有走正常的航线,而是靠导航技术直接航行到日本的,证明此人的实学水平也是足够的。

  这样想着,德川吉宗提起笔,就想回一句。

  他想说,大顺不是封建制,但是日本是,你可以尝试在这里留一窟。

  二来,大顺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这天下却不包括日本,你去朝鲜、越南或许不行,但有朝一日跑来日本是无问题的。

  然而,笔刚提起,又想到刘钰说的“钱”字,终于还是放下了笔。

  这是个人才,但却没有忠义之心。

  才能重要,还是忠义重要?

  这不言而喻,自然是忠义重要。况且,大顺天子给的已经够多了,这人依旧觉得“伴君如虎”,自己又凭什么让这个人效忠呢?

  犹豫了一瞬,提笔在纸上写道:闻汝往长崎,运粮米数船,岂非恻隐之心乎?

  刘钰毫不做作,直接回道:非是恻隐之心,不过想着日本大饥,搏雪中送炭之情,多求几张贸易信牌而已。几船粮米,不能解困,吾有一物,可解民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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