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大臣们猜测着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却也知道征倭一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唯独和之前不一样的地方，便是皇帝指定了三个人协助处理对倭征伐的种种机密事。
一个是假枢密使江辰，一个是曾经的户政府尚书、如今入天佑殿的卢挚垒，另一个便是刘钰。
这既在情理之中，又要意料之外。
当初军改逐渐拿走了兵政府的权责，就有人看出来皇帝要继续加强集权，尤其是对军权的控制。
这三人征倭期间，明显是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而非天佑殿那种有制度体系的秘书班子。
这三人各自有各自的官职和爵位，但是这一次对倭征战的协理，却又是个明显的临时机构，没有名分。
至于日后会不会彻底改变，形成专职军事的真正枢密院，甚至要对天佑殿进行改革，那就不得而知了。
刨除这三人的本职和名正言顺的体制内身份，这三人名义上是没有资格对下发号施令的。
最终不管是调兵、调粮、协调等等，还是需要天佑殿和六政府，皇帝作为其中的媒介，总领全局。
这样一来，反倒是叫不少人心中一松，这么看来，刘钰已经就是等江辰这一辈彻底退下之后的军方第一人了？
若真是这样，未必不是好事。
军改之后，军方第一人打仗的时候自是有用，可不打仗的时候朝中政事的发言权就小得多。
注定掌兵的人，皇帝应该不会让他参与太多政事。
也有人从今日的事上，猜测亦或者日后还会有什么制度性的变化，六政府、天佑殿、还有那个初建未成形的枢密院，将来到底要搞成什么样，现在朝中都有些看不太懂了。
唯独一点可以确定，刘钰并未失宠，海军的事，怕是另有内情于其中。
朝会散后，这三人第一次在禁城里的一处房间内会了个面，皇帝自也在。
这里距离天佑殿不远，屋子里也没有其余人，只有四个人，这毕竟不是个有编制的机构。
窗子上仍旧是窗纸，非是可以被外面看清楚的玻璃，屋子里摆着降暑的冰块，并无太监或者女官服侍。
刘钰心道这回既是名正言顺，又是名不正言不顺，自己说话就算好使，但按照规矩就是放屁，最后还得皇帝出面走正规程序。
自己此时真是连个秘书都不如，有编制的秘书是有一定权责的，现在自己最多算是皇帝的门客，或者无职能的郎官，可以直接和皇帝说话甚至决策，但没权……
剩下两人，不管是江辰还是卢挚垒，除了这屋，那都是有公章的，自己现在就有一个私戳。
屋子里的几人都熟，早在武德宫的时候就听过江辰的故事，之后一直在西北执掌大军。
原户政府尚书卢挚垒在朝中自是见过，但不熟，也不知道此人的性情，不过皇帝叫他参与此事的原因也能猜到，一是天佑殿成员，二是本为户政府尚书，户政府的一些情况也比较了解。
斗转星移，新人换旧人，此时的天佑殿成员早不是当初刘钰还是勋卫时候的老人了。
军改在制度上还未完全改完，江辰这个枢密使的职位很尴尬。
江辰倒不尴尬，但枢密使这个职位很尴尬，现在的权和威望是江辰的，枢密使到底是个啥，现在还没定下来。
以后到底归于哪、还是由皇帝牵头直管海军部陆军部把枢密院独立出来、亦或是定制枢密使入天佑殿卡一个名额，现在还不明确。
估计皇帝也是在尝试，尤其是想利用这一次对倭开战尝试一下将来到底怎么搞。
变革总需要尝试，但不管怎么尝试，抓住军权这一点，皇帝倒是想的清楚。
小圈子比之在外面要宽松的多，不需要始终跪着亦或者皇帝特许不跪才行，皇帝居中坐着，刘钰三人坐在矮墩上。
“此番征倭，大略已定。海权在我，处处可以登陆，刘爱卿先去倭国转了一圈，倭人分兵之势大致已成，我看这一战也没什么好说的，你说呢？”
刘钰这些年来满脑子都是征倭的事，这是大顺走出大海的第一步，也是确定东亚新型朝贡体系最重要的一步。
在大略上，他是把日本可能的动作都推演了一遍的。此时皇帝问起，他也不把话说的太满。
“臣以为，倭人的选择其实不多。”
“如果被臣逼得不得不分兵于各处，组织四五个分散各地的机动兵团，此战简单。只要陆军上岸，大势可定。”
“若是只管江户、九州岛，海军或是运兵于釜山寻机，或是在琉球逡巡，见缝插针，不消半年，其国必乱。”
“如今大军已集结威海，海军一部也已会和松花江之兵，不日将占虾夷。臣以为，如今大军不宜先动，而是下令海军先在釜山集结，以陆战队加上一部分陆军在那扎营。人数三千即可。”
“海军沿着倭国海岸线武装侦查，看看倭国到底是不是将兵力分散成数个机动兵团。若是，则海军主力返回，准备登陆作战。海军分出小半，携釜山之兵登陆袭扰，攻城拔寨。”
“以臣之估算，和之前海军参谋们的计算，此番军费也就在二百万两以内，必可使倭国臣服。”
“倭人幕府，必先防内而后战外，久战对倭国不利。”
报出了一个叫在场三人都惊讶的“二百万两军费”之后，三人顿时一惊。
“两百万两？”
虽知道此战应该不会比征准噶尔花的多，但要说只花两百万两，着实不敢相信。
“两百万两。最多上浮不过几十万两顶天了。”
趁着众人惊诧不信的机会，他又重复了一遍。
只不过刘钰这也算是打了个埋伏，玩了个障眼法。
之前海军造舰、兴建海军的钱，不算。
军改、新军训练、换装的钱不算。
后勤运输用将来的贸易垄断权外包给了贸易公司，这也不算。
开战期间的军队正常军饷，也不算，反正不打仗也得花钱养兵。
这么一说，给出的这个两百万的数额，听起来就叫人震惊了。
两百万两，看似挺多，可对于大顺这样的体量而言，其实干不成什么事。
虽然也知道日本不是太强，但有前朝在朝鲜作战的经验，总觉得这最起码也得是个高句丽水准的大国。
二百万两把这么一个水准的大国打趴下，听起来就像是儿戏。
二百万两能干啥？
原来的户政府尚书卢挚垒对数字相当敏感，经历过当年征伐准噶尔的战争，当日可真算是花钱如流水，二百万两放在当年的西北，也就是听个响。
要不是刘钰当年兵出阿尔泰山，借大策零敦多布的诱敌深入之计，将计就计，一举击溃了准部主力，征准一战的钱，还得照着当年的一倍去花。
当然，事后这钱也没省下来。一番军改、造舰，把省下来的那点又都花进去了。
他觉得刘钰是不是算错了？
皇帝也是被这个数目搞得有些震惊，细细追问，虽心里信任刘钰，却也不敢相信会报这么个数。
可听刘钰详细一说，又觉得好像的确是这么回事。
听刘钰解释了一下钱都省在了哪，皇帝笑道：“江南的漕米，沿着运河走，京城要一分，百姓负担不下四分。征伐准噶尔，十成军粮，到了前线也只能剩下半成。一两银子一石的米，运到阿尔泰山，折算下来竟要二十两银子不止。”
“这征伐倭国，鹰娑伯给出的海运损耗，是十成取一。倭国相隔数千里，大海相隔，竟和从京城出兵打到张家口差不多？”
刘钰心道，战争花钱的大头，永远都是后勤。你从北京打到张家口，这粮食的消耗，还真不一定有从松江运粮到长崎多。再怎么说，南洋的商人可是能从暹罗运米去广东卖的，还有不少赚头。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里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在大海面前，已经不怎么对了。
又想，你要是当初征准噶尔的时候，规定运到哈密的米价是二两一石，商人早就吓跑了。但你要是打广东，告诉商人不管哪来的米，二两一石船到付款，只要有制海权，海商能把棺材本都拿出来去南洋买米。
鸦片战争的时候，从英国和印度运兵，打了两年，加上工资和新造的一些特殊船，一共才花了1200万两而已，这里面还把当兵的工资算在了里头。
从大顺去打日本，又不求占地，又不求统治，距离又近，把之前造舰、军改的钱都刨除在外、也不算军人的军饷工资，二百万两绝对足够。
最关键的一点，便是征倭一战，朝廷最头疼的后勤问题，“承包”给了贸易公司，朝廷一分钱不用花，所需的只是两年的对日贸易垄断权。
而之前刘钰插手之前，就大顺海关的收税水平，和走私横行的状态，对倭贸易的海关收入，一年也就大几千两银子。
对日贸易不是刘钰开创的，而是一直存在的。但钱能流入到海军、作坊、军工等方向，则是刘钰主导的。
对朝廷来说，尤其是大顺这种古典陆权朝廷、认为英国出口补贴反给商人钱的英国丞相脑子有问题的朝廷而言，总觉得没拿到朝廷手里的钱，就等同于根本不存在。
大顺特殊的高地租、高利息的情况，是没办法成立银行搞债券国债的：老百姓没钱买、有钱的自己放贷或者买地，收益都比国债高得多，除非大顺朝廷能拿出年息百分之三十的高回报率，否则傻子才买国债。
而年息百分之三十的回报率，大顺朝廷是还不起的。
故而刘钰选择了这种极为让利的方式，用垄断权换战争国债，看上去让朝廷觉得一分钱没花，但实际上两年的垄断权，至少价值个二三百万两白银。
尤其是赶走荷兰人、放开朝鲜贸易、放开日本贸易信牌制度的情况下。
但只要不从府库里往外走，在朝廷看来，那就等于没花。至于垄断权预支……朝廷之前也没有预支的机会，这个自然也不算。
故而刘钰说的两百万两，水分极大。
这两百万两，也就是火药、炮弹、铅块、药材、抚恤金、杀敌饷之类的钱。本来松江今年的漕米就有一部分是要运到威海做军粮的，运到威海和运到长崎，对这些跑了无数次长崎的海商来说，差别真的不大。
如果换算成正常全算上的情况，当在八百万两左右；算上军改和造舰，更是当在一千三四百万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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