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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峰文学 > 新顺1730 > 第二一五章 城里城外(下)
 
  嫌弃连怀观怂了的人,名叫黄班。在城外的华人中,算是个晁保正似的人物,讲义气,有手段,华人多有信服者。

  而连怀观,因着自己也在城中有产业,倒像是个黑三郎似的人物。与华人甲必丹、雷珍兰等都有生意往来,与荷兰人也多有接触,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有什么难处,也会接济接济那些穷弟兄们。

  两人之前的关系不错,但于此时,是现在起义夺权、自立为王、效水浒后传中混江龙故事?还是指望朝廷,做朝廷的马前卒,将来做“征辽先锋”?

  路线出现了分歧,之前的交情再好,终于还是要说清楚到底跟谁走的。

  城外的华人,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要钱?没有,但凡有钱,也不会背井离乡,信了“去南洋谋生”的话,上了船,到了之后“在糖厂做事还船票”的话。

  要身份,糖厂想赚钱,就不可能用有正式身份的。一年两个银币,相当于发工资的时候,得把这两个银币发出去——当然,也不用发到手里,城里的甲必丹、雷珍兰们承包了人头税,直接交给他们就好。

  想进城乞讨?没有居留证,只要被抓到,就要关监狱、服苦役。

  荷兰倒是没有让人生不如死的济贫院,但是服苦役也差不多了。

  黄班是好汉子,平日也敬重连怀观,认为也是个敢干大事的人。可黄班是真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连怀观居然怂了,居然把希望寄托在朝廷的圣君贤臣身上。

  这里是巴达维亚,终究不是大顺。就算是在大顺,底层骂皇帝的人也有的是。

  跟在连怀观身边的孩儿军,或是枢密院那条线上的人,听着黄班说什么“姓朱、姓李都一个吊样”,倒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心想不过是江湖上的人物随口说便是,真要论起来,《西游记》里还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呢。

  他们是公家圈子里的人,自是瞧不上江湖手段,也不会将江湖人士的口嗨当真。

  只是,不管是皇帝孩儿军这条线上的,还是枢密院这条线上的,亦或是海军参谋们安排的这条线的上,也都不同意这时候起事。

  朝廷和枢密院,以及海军这边,都有自己的考虑。

  但黄班和他手底下的一帮弟兄们,却不可能站在朝廷的角度考虑。

  若是站在朝廷的角度考虑,李自成当年就不该造反,乖乖饿死为大局牺牲,让朝廷集中兵力去打东虏才是。

  既是当年的开国皇帝都不为朝廷考虑,那怎么可能苛求百姓为大局考虑呢?

  连怀观素知黄班的脾气,这时候只得赔笑道:“班哥,你要是用激将法,兄弟我就忍了。但你要真以为兄弟我怂了,那咱俩就得论道论道了。兄弟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吧?”

  黄班刚才既是气话,也有激将之意,知道这时候不能闹分裂,见连怀观给了台阶,也只好道:“怀观兄弟,我跟你说,朝廷靠不住。就算朝廷来了,又能怎么样?如今的朝廷,早不是当年太祖皇帝时候均田免粮的朝廷了。”

  “要是朝廷真的为了咱们这南洋的兄弟来打荷兰人,我和弟兄们二话不说,自也跟着朝廷一起来,做这义士。”

  “可朝廷能来打荷兰人吗?要不来,朝廷又能怎么样?”

  “再说了,你我虽有些家财,可这么多弟兄如今都没饭吃,你我这点家财又能撑多久?”

  “糖厂今年都干不下去了,糖卖给荷兰人,每一斤都要亏钱。荷兰人管的又严,也没办法卖给别人。弟兄们只是求个活路而已,不然早晚要死。”

  “就算荷兰人说的是真的,真的是送去安汶、锡兰或者开普敦,可去了那些地方不也是服苦役吗?给荷兰人服苦役,能活几年?妈的,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都没这么狠。”

  在巴达维亚的华人,都很清楚给荷兰人服苦役意味着什么。

  活五年就是大赚,三年算是命大。

  就算荷兰人说的是真的,不是说船跑到一半,直接把人往海里一扔好省钱,是真的准备运到那边,可也就是现在死、和三五年后死的区别。

  这就是为什么巴达维亚的糖厂之前能赚钱的一个原因:敢闹事、敢要钱,就去巴达维亚举报没有居留证,抓去服苦役,保准一个个老老实实的在糖厂干活。在糖厂,或者甘蔗园,虽然没有西瓜吃,但最起码偷着吃根甘蔗还是能吃的吧?

  大部分华人是能忍耐的,不到活不下去的时候,谁也不是起义成瘾。

  但现在,是真活不下去了。

  大家互相接济,这几个带头的大哥还算有些产业,但又能撑多久?

  之前还打了来抓人的荷兰人,荷兰人岂能不报复?难不成到时候,把打人的兄弟交出去?交给荷兰人?

  出卖兄弟,那他们这几个做大哥的,以后还有谁信服?

  有利大哥拿,出事兄弟顶?这样的大哥是做不长久的。

  连怀观这时候有苦说不出,就算朝廷出面解决,那也是之后的事。但现在,还要解决一个当务之急,就是城外这些华人的吃饭问题。

  “这样吧,我把产业卖一卖,总还能维系一段时间。我再找人和城里的人谈谈,让他们和荷兰人谈谈,或是接济接济,出几个钱。”

  一说这话,黄班以及黄班手底下的一群汉子都笑了出来。

  “城里那群人靠得住?怀观兄弟还指望他们呢?”

  他们和城里的高等华人,不是一类人。

  城里的高等华人可以和荷兰人谈笑风生,有正当的产业,或是包税、或是承包专营总还能交得起那两个银币的丁税。

  城外的华人许多就是一群奴工,历史上荷兰在奥斯坦德茶叶事件后,成立了对华贸易委员会,直接与满清在广东交易,巴达维亚中转港的优势地位渐渐消失,一些船主去巴达维亚赚钱的营生,就是运送福建契约奴,要不也得空船去。

  城里城外,两边的心思根本就不一样,劲儿也使不到一处去。

  站在城里华人的角度,又分为两类。

  一类,是甲必丹、雷珍兰、糖厂承包者、富商、包税人、放贷者。

  他们也不希望城外的华人起义。

  一则两边的阶层不同,根本不是一路人,悲欢并不相通。

  二则城里的华人作为经营者,城外的暴乱也会影响他们的产业。

  三则他们一直试图融入荷兰的统治阶层,一个稳定的荷兰殖民政府,有助于他们的产业和利润增长。

  四则就是担心城外的华人起义,他们会受到牵连,导致觊觎他们产业金银的荷兰人,趁机把他们流放,把金银吞掉。

  第二类,是小手工业者。

  比如厨师、开饭馆的、做小生意、货郎、磨剪子戗菜刀补锅的手艺人等等。

  他们完全是骑墙看的态度。

  如果起义成功,或者迫使荷兰人接受了条件,废除了人头税,当然是好事。

  他们也得缴纳人头税,若能城外那些人死一些人,流一些血,他们也能跟着沾光,当然是好事。

  如果起义失败,按他们想,荷兰人也不会为难他们。

  因为巴达维亚除了大宗的海运贸易、和公司垄断经营的之外,可以说是这些华人撑起来了巴达维亚作为一个城市的繁荣。

  没了他们,不但公司每年要少收几十万银币的税,而且巴达维亚也就瘫痪了。

  而且因为荷兰人的殖民政策,这些小手工业者对荷兰人的恨意,其实在他们头顶的华人包税人之下。

  毕竟荷兰人一般也接触不到,华人有自己的圈子。但是,米市、鱼市、赌场、唱戏、小生意、酒水等等这些,都是被高等华人承包的,衣食住行,连拉屎都有包税的。

  可以看成是宋时的买扑制,年初拍***如米市,花1000盾拍下来,先把钱往殖民政府一交,今年能收多少税,全看各自本事。包税人……是有本事刮地三尺的。

  对于城外的华人,这些小手工业者则处于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心里同情,但要让他们跟着一起干,也会犹豫;有穷弟兄跑来藏着,也能帮一把;但和外面那些交不起人头税的苦哈哈一起造荷兰人的反,却又不太敢。

  就算城外那群人打进了巴达维亚,遭殃的是荷兰人和高等华人。就算“均田免粮”、“分配土地”、“糖厂充公”,也和这些这些小手工业者没关系……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

  就像是卖馄饨的,他就不信城外的奴工华人起义成功,能把他的馄饨摊子抢了?

  最多也就是吃碗馄饨不给钱而已。甲必丹倒是不屑于吃馄饨,但要是真吃馄饨,就算给钱,也不敢要啊,无甚区别。

  城内城外因为阶级不同,心思各异,此时也很难用一种和阶级叙事不同的共同体,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城外的人多,有力量,有胆魄,敢牺牲,敢流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但是,没钱、没人际关系。

  没钱,也没有人际关系。也就搞不到枪、搞不到炮、搞不到火药。

  城里的人,有钱,有人脉有关系,能搞来枪、炮。

  但根本又不支持起义。

  历史上起义爆发的时候,城外的奴工已经开始了武装斗争,城里的人半数在骑墙,半数还相信荷兰人会公正地对待他们,毕竟荷兰人“是讲法律的”。

  结果就是城外打的热火朝天,城外的华人乌衫党、无裤汉,和荷兰人打、和印尼雇佣兵打、和绿教酋长骑兵打;城里的人,却遵守荷兰人的命令,将手里的武器哪怕小刀都交了出来,直到荷兰人的屠刀落在手无寸铁的他们头上。

  而那些没有被屠戮的高等华人,或者提前告密的四位雷珍兰,则对城外的起义者恨到了极点,认为是他们的暴乱才牵连了自己。顺带雷珍兰和甲必丹,在起义爆发之前还在勾心斗角,雷珍兰绕开了甲必丹直接去总督那打小报告,为的是将来做甲必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今连怀观居然说出要靠甲必丹、雷珍兰们与荷兰人勾兑勾兑,跟请愿似的解决这件事,也由不得黄班等人不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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