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钰的出现，使得皇帝下旨，分了“西学”和“实学”，将文化宗教和科学数学彻底分开，进行了切割。
这种切割的基础，是有个人不是天主教徒，且能解方程组、算几何学、介绍牛顿的理论，怒斥传教士传的哥白尼理论是过时的，至少也得谈弟谷开普勒体系。
这种切割的基础，是有个人不是天主教徒，却能告诉皇帝罗刹国东正教神圣罗马帝国教廷法兰西英格兰之大致情况。
这种切割，也就导致了后续程廷祚和吴敬梓两人的分歧。
之前，两个人都是一样的：觉得完了，这个时代病入膏肓了，要批判过去的宋儒，要批判时代，不然天下就要完犊子了！
时代再不改，就没救了，就要亡天下了。
可批判之后，怎么办呢？
在反对和批判的时候，两人是有共同语言的，是同路人。
然而到“怎么办”的时候，却出现了分歧。
有的人因为时代的因素迈出了这一步，找到了觉得至少可以怎么办的方向。
有的人则蹉跎于批判之中，找不到方向，寄托于道德上的改变。
就像是资本主义出现的时候，谁都喷，教士、贵族、皇帝、国王、行会师傅、农民，都在喷，都在骂。选择的道路，各有不同。有往回退的、有空想的，也有继续往前走的。
在程廷祚认为“西洋传教士以学问为饵、包藏祸心”的七八年后，皇帝下旨区分实学和西学。
在程廷祚担心“传教士恐为西洋蚕食之先卒”的十年后，大顺下令禁教，但实学依旧引进，只封杀了宗教书籍，毁灭了天主教堂。
在程廷祚担忧“何年袭吕宋，剪灭为属国”的十几年后，大顺海军下南洋，一举夺取了从锡兰到日本的广阔大洋。
可以说，刘钰解决了程廷祚心底的一个疑惑：即科学是否和西洋人是绑定的？
其实谁都知道不是绑定的。
但来一个会几何的，就是耶稣会传教士；来一个会代数的，还是耶稣会传教士；来一个懂弟谷开普勒体系的，更是大中华教区的副会长……
这怎么说？怎么想？想反天主教，要不要反这些？
一旦不绑定，这个热衷于颜李实学的人，接受了“东西方皆准的学问就不分东西方，而陡斯这东西不是东西方皆准的”说法之后，立刻觉得有了方向。
松江府日益繁华，程廷祚与吴敬梓在大顺下南洋之后，相约游历了松江府。
而这次游历，也是两人日后分歧的开始。
程廷祚看到的松江府，是万物竟发、人皆谈实、农工商百家之学各放异彩，各有用处。人之欲，人伦日用、饮食男女、趋利避害、乐生恶死，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只能顺势用之，加以节制即可。但如一人饿的久了，在其猛吃的时候，说节制是无意义的……所见之处，一片勃勃生机。
而吴敬梓看到的松江府，是人皆求利、狂躁不安、以钱为尊、以利为上、铜臭之气尽掩道德。投机倒把、囤货居奇，以不劳而获食其股息为荣，各色人等行色匆匆，皆为钱而往来。为争家产、股权，衙门官司判断终日不绝；众人所论之事，或今日豆价期货如何、或昨日贸易得息几许……所闻之处，尽是群魔乱舞。
两个都已经四十多岁的人，自此产生了不同的想法。
程廷祚想要从头开始，从新学学堂开始，学习那些新学学问，通晓地理天文算数几何物理化学，知天下之大道，而融周公孔孟之学，兴泛爱之世。
吴敬梓则想要写一本《商贾外史》，尽刺讽新时代的诸多魔幻。
如果说，这只是两人分歧的开端，那么最多算是眼中所见之物的区别。真正让两人走向绝交的，则是“大义”、“小义”之争，也就是所谓的“道相同？道不同？”
起因恰正是盐政改革。
两个人都支持改革，但在盐商的问题上，两人出现了分歧。
吴敬梓说，当年自己穷困的时候，盐商二话没说，就给了二百两银子，不等自己开口，免得自己难堪。
再想想自己年轻时候，亲族争夺家产、破败之后受尽白眼、被亲戚躲着。对比一下盐商的态度，当真是感慨万千。
春秋之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以士待我，我必以士报之！
当时赶的也巧，当年在日本的时候，刘钰就劝史世用说，回来后找个枪手，将他在日本的一些见闻写成故事书，也好叫天下人知东洋故事。
免得写个《说岳全传》，那些外国，整个儿一中原批了层古怪名字的皮，金兀术简直快成儒将了。或者写个南洋小说，那南洋诸国，完全看不出和中原有任何区别。
因着史世用的书，再一个就是日本儒生和大顺儒生的交流，程朱理学和古儒学派的争端，种种。
这里面，就因一件旧事，引发了诸多讨论，
那件旧事，就是“赤穗事件”。
其实就一春秋战国时代，士为主家复仇的事儿。
有人说，此真春秋遗风，战国士尚存于扶桑。古之道义，本朝失之久矣。
天子失礼，求诸于野。
而有人则用刘钰的那一套理论，给予了全面的批判。
当然，不是道义上的批判，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批判——春秋战国养士之风，在于分封制，在于对土地的全面控制。离开主人，这些士是活不了的，只能依附主人生存。
如今，最像分封制的，就是盐政那一套。
信陵君孟尝君等，都有自己的封地、田产，那些士都要依附他们生存。
而盐商手里拿着盐引，父子继承，新人无法入行，盐引永世不易，这和封地又有什么区别？
只有分封制，才能养士，才有所谓武士精神。
盐商现在养了一堆幕僚、门客、清客、豢养儒生，为其鼓吹，和蓄养门客有什么区别？无非是那些儒生还有别的路可走，可以科举可以干别的，而不像那些武士家主一灭再无原本的好日子。
是以孟尝君失势的时候，一众门客全都跑路了，这正体现了天朝在向前走——它把士人的义等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打算的冰水之中。它用公开的、直接的、露骨的那一套，代替了由幻想和道义掩盖的那一套。
欲求赤穗之士，必要废郡县而复分封，保证人不能随意流动、保证士都在家主的分封下生活不能跳槽，则其所谓的士之精神自现。
此正兴公所谓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试问天下，谁欲废郡县而回封建？
程廷祚当时看完，就觉得看到了一个新世界，当即就拿着这套东西怼了自己的好友吴敬梓。
然后就争论起来了什么是大义、什么是小义。
如果大义和小义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
什么是大仁、什么是小仁？
如果大仁和小仁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
有句话讲，叫不经人苦，莫劝人善。
两个人所经历的生活，也算是早早为两人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程廷祚小时候家里穷，父亲靠卖字为生，当然肯定不是穷措大那种写字，而是中高端的那种，养活他读书。他接触了颜李之学后，又因此被后来的岳父赏识，因为其岳父也认为“圣贤者贵于致用！虚谈性命，惫神章句有何用哉”？不但因此得了老婆，而且岳父一家人从不嫌他穷，鼎力支持。街坊里邻，也多喜爱，遂自小产生了“泛爱，不独爱其亲”的思想。
吴敬梓小时候家里富，他爹为了多继承家产，自小把他过继给了长房。从小生长的环境，那就是“兄友弟恭”、“父慈子孝”，为了家产恨不得一家人互相屠杀。他老婆被家里的人逼死，他的那些同族的哥哥弟弟恨不能除之后后快。家道中落，受尽了别人白眼——就这家庭，应该说，很难产生“泛爱”、“兼爱”之类的想法的，连父兄都没让人感受到爱，还去爱别人？
程廷祚人如其名，作的厉害。从接触了颜李之学开始，就狂喷各路学说。但其又因喜好实学，是以农、史、兵、河渠、天文、地理“莫不穷委探源”，以至于虽狂妄至极，但江南名士亦多与之结交。
吴敬梓则是家道中落，受尽人间冷暖，遂开始迷恋小说，有钱就看小说、看戏剧、沉迷虚幻世界不能自拔。越是自小缺爱，越要大大方方，广交朋友，热情好客，获得缺失的爱的代偿。虽靠着当年科举的功底，以及自身的天赋，文章做得不错，但终究兴趣不在那，更多的在琢磨怎么写小说。
程廷祚本就很出名，结果那首二十年前写的《忧西夷篇》，伴随着大顺下南洋、伐日本、禁天主，更是被当世赞叹为“二十年之远见、江南儒林膺服”——如果原本的历史，这叫一百二十年之远见。他说不想科举，岳父说，行，科举干啥呀？爱干啥干啥，学点有用的实学学问，或者自己在家注书也行嘛。
吴敬梓呢，则是在经历家产之变后，一度穷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自己的亲爹，自小把自己过继给别人为了多分家产；自己的兄弟姊妹，为了家产大打出手，逼死了自己老婆。那些自己有钱时候广为结交的朋友，这时候都没影了。
在这种情况下，盐商的那二百两银子，那二百两他没开口、且盐商给了圆他面子主动给的二百两银子，到底有多沉重呢？
这真是很难说清楚的。
程廷祚问他：你支持盐改吗？
吴敬梓说支持。
那你还要帮盐商吗？
吴敬梓说要帮。
因为，那是我自小学的“义”。
那是我讽刺世间百态而所追寻的东西。我不想变成被我讽刺的那种人。
于是程廷祚割了袍子，迈步走进了松江府的新学学堂；吴敬梓则转身离开，独自一人来到扬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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