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容易吃的利益？
比如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土地，适合种豆，并且在事实上大顺已经拿下了南洋和日本的市场，铁路修通，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可以直接在松辽分水岭以北建立。
什么叫不容易吃的利益？
比如北美现在的很多土地，既适合种稻、黍、稷、麦、菽这样的五谷，也适合种西瓜、棉花、亚麻。
问题在于，要让这些土地有利可图，你得为这些土地，准备一大堆的东西。
要在现有条件下，准备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否则这些东西没法卖，剩余价值要在流通中实现，没有剩余价值怎么有利可图？为了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出现，你可能要移民几百万上千万，因为没有人就没有消费。
这，就叫不容易吃到嘴里的利益。
铁路修好了，资本会主动跑到松辽分水岭去圈地种豆。
但，你和资本说，这个北美人口要是达到了三五千万，你们在北美的土地就值钱了。不如你先花高价买在北美的土地，然后你再出钱移民过去。这样，百年后等你重孙辈家里开枝散叶的时候，你家就可以剥削剩余价值了，土地也就升值了。
道理即便能讲通，但人家资本稍微一算，妈的百年之后？这每年的投资回报率、或者平均利润，只要能到10%，百年之后是多少？
那都是翻了151574倍。一两银子变15万两，我有这钱干点啥不好？我现在在扶桑买块地，就算一两银子买了100亩地，便宜到死。那100年后，这100亩地能卖15万两白银？这坷垃是金子做的？还是这石头是金子做的？
的确，大顺这边确确实实是有买地投资的习惯，而且整个天下都非常热衷。
但其实就还是墨子当年的那个问题：是用？是爱？
买地的人，是爱土地？爱土坷垃？爱这泥土的芬芳？爱这垄沟？所以热衷买地？
还是因为，要用这土地，作为资产。因为作为资产，土地是最保值的、收益率最高的？
那么，既然是资本，就要问了：扶桑的土地、大顺的土地，你可以找出来一块一样肥沃的土地、甚至旁边的河流、乃至于说积温降水都一样的。但这两块地之外的社会条件，一样吗？
或者说，举个最简单的换位思考。
现在，假设，中原某地的大地主，拥有土地4000亩。朝廷说，这样吧，你的土地归朝廷了，给你10倍、不，100倍补偿，补你40万亩土地在扶桑大草原上，也就是30里长、30里宽的这块地，都给你了。
这地主要吗？
且不说别的，就算带着人去了……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这个工具需要国家的暴力机关去执行。在中原，这4000亩地，是地主的就是地主的，大顺朝廷要维护“法律”，所有土地私有制似乎是神圣且不可侵犯的。那么就算说挖地窖挖出来了家里留下的金银财宝，移了一千百姓过去了，说一如中原制度，六成租子……你看这些佃户吊他吗？甚至于，佃户吊什么土地私有制的神圣性吗？就分地了，咋的，大顺朝廷还能派兵来维护私有制的神圣性啊？敢来，就跟他干了！
历史上，北美在1865年开始迎来了一大波的移民潮。因为刚打完南北战争、劳动力不足、宅地法等，所以出台了《合同工法》——这玩意儿，理解成“契约奴”制就行，工厂主出运费，按照契约和利息什么时候把工资扣完运费，什么时候算是自由了。
许多人盛赞，这个政策实在是太智慧了云云，引发了欧洲移民潮，带来了北美人口的快速增长、工业快速发展云云。
但是，这么说，则完全是空话。
不说种种种种的物质条件，只说最简单的一条：没有古纳德公司的廉价蒸汽船票，和缩短到12天的跨大西洋蒸汽船旅程——这是所有条件中似乎最简单的一条，那么这个政策就是个扯犊子的空谈。
若无此条件，还想发展工业，那就只剩一个办法，取缔《宅地法》，逼着农民去工厂，而不是去西进当自耕农。
当然，这不是说，只需要点亮一个蒸汽船科技就行，只是说，蒸汽船这玩意儿只是众多物质基础、社会条件中的貌似最简单粗暴的一个，是使使劲儿可以搓出来的。
而剩下的那些条件，则完全不是使使劲儿就能搓出来的。
这些问题，也就造成了大顺现在非常难走的局面。
比如说，这种非常难走的局面下，就随便找一个点，来说为什么难走。
例如后世，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百年间，多少仁人志士、多少英雄豪杰，为理想而奋斗、牺牲，终于重现光明？
千万人得有吧？
那从1840年开始算起，这千万英雄里，都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战斗的？
反满、恢复汉土、灭杀阎罗妖？
这个，在大顺直接抛掉，一个陕西皇帝，这个理由实在没法用。
反洋夷侵略？
这个，在大顺，要反洋夷，得跑泰晤士河口去反了。
为中华之崛起？
这个，大顺现在虽然是个缝合怪，但谓之马上到来的19世纪的压路机、世界第一列强，这个还当得起吧？
为华人的生存空间？
这个，更没法用了。之前就说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就算大顺现在立刻死了，天下大乱五十年，环太平洋区域，从澳洲到北美，华人已经完全占据绝对的人口优势了。但华人有优势，和西南山区、西北干旱区、普遍人地矛盾爆发区、华北生态崩溃区的那两亿多百姓，基本没有啥关系——此时世界的五分之二的人口，如果全面工业化、全面富庶，和全世界一起富庶、全世界普遍工业化，那也没啥区别了。
所以，其实最后也就剩下了一个选项，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当然，科社出现之前，会有各种乱七八糟的反动社、空想社、宗教社、小资社等等。
在加上传统因素，不免在科学的理论出现之前，在大顺也就只剩下纯粹的“天下大同”这个选项了。
问题在于，天下大同，怎么走到？
之前，儒学一脉，争的是由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
然而，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
这套东西再怎么争，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小农手工业时代。
如今，时代变了，大部分人都知道，这套东西其实走不通，尤其是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很多人都认为，周礼、周官之类的书，多半是一些人为鼓吹王莽改制而写的……呃，“小说”设定。
和颜元、李塨等人闷在家里，俩人憋出来的一整套“官制”、“土地法”、“学校制度”、“税收政策”、“军制”等，差毬不多的玩意儿。
而现在，大顺这边唯一能撑得起来这个“对未来世界的美好设想”的，其实也就剩下刘钰的那一套东西了。
然而，问题在于，新学派当年为了防止被灭杀，只教“术”而不学“道”，大部分“道”的内容，都是潜移默化和只言片语的。
这也是社会条件所造成的某种必然。
就好比说。
法革，那是一群思想家在上、平民在下，而许多律师等中层，作为思想家和平民之间的联系。
所以，圣西门会说，法革那群人的口号，和他们反对的反动派的口号一样，空洞、辞藻。
而华革，则是本土派的哲人王，在山沟沟里，面对着一群文盲和基本没出过山的农民。
所以，风格是通俗且易懂的，是甚至能让半文盲听明白的。
而刘钰当初面临的情况，就是大顺允许有圣人，但一定得是死了两千多年的圣人。
皇权强势。
正值王朝中期，休养生息结束。
加之以史为鉴，还有“复古半圣意见领袖”安汉公、还有“一人易天下之学”王荆公之类的事。
故而，刘钰就只能以“臣子”的身份，做事。
而“臣子”这个身份，就注定了，新学一派里，很多话不能说、很多东西只能只言片语、最多只能自然秩序，上限就定死了。
这个定死的上限，撑得起“对未来世界的美好设想”吗？
如果刘钰没真的见过未来的世界，这么这个定死的上限，撑不起对未来世界的美好幻想，最多也就是个空想——只有术而无道，也就意味着没办法自行的逻辑演绎出最终的结果。
问题在于，刘钰真的见过未来的世界，所以即便是定死的上限，只有术法，那么他依旧可以描绘出一个差不多的、听起来并不遥远的、似乎可行的美好的未来世界。
所以，在大顺这个缝合怪，此时早已注定的排异反应发生的时候，皇帝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把刘钰的尸骨运回来安葬？
后世有句话讲：天王杀天父，终究一场空。收拾包裹回家去，依旧做长工。
那要是“天父”早早病死、或者自然死亡了，而“天王”依旧还能得到指引、并且有证据表明依旧是“天父”在指引呢？
如果说，大顺的实学派，有一整套完整的方法论、逻辑思辨。
那么，创立者也不好使，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用方法论和是逻辑思辨，是可以推出后续的正确结果的。
或者说，如果大顺的实学派，学的是一套科学的理论，是可以通过逻辑演绎和运用方法论得出后续的结果，那么这一套是没有任何用的。
但问题是……刘钰，更像一个……先知。
而不是一个大顺的思想家、哲学家。
就像是，他可以漂亮地解出一道立体几何的题，但他连几何的许多基本定理都不教一样。
他只是个先知。
一个“预见过未来”的、可以“用此时的词汇形容未来”的、思想支离破碎的……先知。
而已。
因为没有基本定理，所以大顺走到这一步，有志之辈，迷迷糊糊，不知道该咋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而这时候，自然会有很多人，觉得，若是我实学派“先知”在此，定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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